佛教徒常說“緣分”，逢著人生遇合之事得不到解釋，便說這是靠的“緣分”。我不是佛教徒，但在祖母的熏陶下，從小就相信“緣分”；而且長大了碰到什么不可知的事情，也都推在“緣分”二字名下。這樣的事是屢見不鮮的，我和美國華人女作家木令耆的認識經過，便是一個例子。

  十多年前，有一天我到了紐約，又從紐約到波士頓；我和老詩人卞之琳是坐了火車去的。招待的主人原要我們搭飛機，但是我們認為坐火車可以沿途看風景，便謝絕了。到波士頓的時候已近傍晚，我在北京認識的沈愛儷教授早已在站臺上迎候，她告訴我們還有一位是劉年玲教授，正去開車到車站門口接我們。說話時我們已到站外，一輛小轎車也在我們面前戛然而止，從車上走出一位年輕的女士，沈教授便介紹我們相識。我上了沈愛儷的車子，因為她將是我的居住主人，卞老則上了劉的車子。奇怪的是我看見劉年玲，總覺得她的臉相似乎在什么地方見過，因此顧不了是否唐突，不免多看了幾眼。后來她對我說那時她也有些不高興，這個大陸來的人太無禮了。

  第二天，她請我們吃晚飯，飯后就在她的起坐室內看電視，屏幕上正出現兩位總統候選人在耍嘴皮子，各人吹牛，卡特拙于辭令，說著一口結結巴巴的數目字，而里根則大顯演員的才干，有如西部英雄的槍擊，發發中的。我看得乏味，眼光不免在四壁間張望起來。我坐在門邊的一張沙發上，對面壁上有幅毛筆寫的條幅，字跡遒勁暢朗、清逸灑脫。我從頭看到尾，卻發現一位素識人的署名。我就不顧禮貌，徑直問劉年玲寫字的是她什么人，她說是她的父親。我又問劉年翠是她的什么人，她說是堂姐，是她家姊妹一輩中最大的—個。這時她覺得我問得突兀，便露出迷惘的眼光了。

  現在該由她來問我了。她問我怎么知道她的堂姐？我說她是我少年時的學友，那時我在杭州蕙蘭中學讀高中，她在弘道女校。這是一對教會設立的兄妹學校，星期日大家在—個教堂里做禮拜。不過使年翠和我熟悉的并不是耶穌基督而是杭州的學生運動。１９３２年初杭州學生第二次到南京向國民黨汪精衛政府（蔣介石已下野）請愿，要求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對華的侵略，我和她都是這個學生請愿團的中堅人物。請愿失敗了，我們卻建立了同仇敵愾的友誼；她思想的明快和行動的堅決，是我欽佩她的原因。

  １９３２年夏我們都高中畢業了，我和她及二位姓任的姊妹一同到上海考大學。她暫住在叔父劉馭萬的家里，我曾經到福履里路去找過年翠，見過年玲的母親，那時年玲還幼小，但她母親的好客給我的印象極深，所以對于這段經歷深印腦際，尤其因為那時我很企慕年翠，以后她未及考大學就突然回去武漢老家，從此音訊毫無，使我在往后的歲月里，常常想起這段經歷。后來在五十年代時，才偶然聽到她結婚的消息，惟有在心底祝她幸福了，這次在美國居然會到了她的堂妹，我對這次意料之外的遇合，認為這是“緣分”使然，興許是超自然的安排。年玲和我都珍惜這次會面。

  木令耆是劉年玲的筆名，在美國的華人作家群中頗負盛名。在波士頓，她陪著我們去哈佛大學出席座談會，陪著我們參觀哈佛全校，陪著我們去訪問費正清，她熱情的招待和爽朗的談鋒，使我印象深刻。有一件事最使我不能忘懷的就是她的灑脫，她在開車到市中心時，環行街區一周，就是找不到停車的地方，而約會時間又將到臨，她微微嘆了口氣，就把車子停在馬路的消火栓前面了；我以為她沒有注意，便提醒她此處禁止停車，她瀟灑地揮揮手說：“至多是張罰款單，何必為這區區小事，去再找麻煩呢？”從此我認識了她倜儻不羈的性格，這是在婦女中很少有的。世上有許多人兢兢業業不敢越雷池一步，但也有許多人豁達大度，不受任何限制。我是驚魂甫定、夾著尾巴做人的，所以衷心敬重不拘小節的人，引為楷模。我和卞老在波士頓逗留了三天，但我認識了不少有個性的朋友，年玲便是其中之一。她送我一本用木令耆筆名寫竹林七賢的小說，七賢都是不羈之材，惺惺惜惺惺，她將七賢寫得生龍活跳，動人肺腑。她的灑脫，也許是七賢精神的后人。

  她在美國編輯出版一本中文的文學雜志《秋水》，交流海外華人和大陸作家的作品。多年來鍥而不舍，默默地工作著。她又多次給大陸與香港的書店編輯海外華人作家的小說選和散文選，使他們和國內的作家們通了聲氣。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在１９８６年出版了她的《海外文藝漫談》，縱論歐美及中國的現代文學、戲劇、電影、雕塑、舞蹈和海外華人作家和作品，以及時代思潮。從這本書里可以看出她的學識和興趣是多方面的。而且有她經過深思熟慮的獨特見解，可惜這本書的編輯工作做得粗糙，沒有把海外華人作家所用的譯名和大陸慣用的譯名統一起來，可能會使國內的讀者起一種生疏感。去年她漫游西北回到北京，送了我一冊，題字上寫著“為了我們永遠存在的多年友誼”。我很喜歡這本書，因為不但是我和年玲的友誼見證，還是一種學術的交流。

  我是一個疏懶成性的人，尤其憚于動筆寫信，因為來信積聚多了，便不知從何談起，只能不寫，她呢？也是經常跑歐洲，因為她在牛津大學讀過書，尤其喜歡意大利的風貌，行蹤無定，所以我們很少通訊。這許多年來，我們只在必要時，通個長途電話。我以為即使有生花妙筆，也不能寫出通話時那種愉快的心情，因為親耳聽到知友的聲音，靠近得有如在起居室里閑聊，總為一種友情的溫馨籠罩著，她差不多經常回國，探視祖國的文化寶藏，如敦煌和幾個佛教勝地。無論她回國與否，每年尾我們必互寄賀年片，在上面寫著幾句報平安和祝頌的字句。“君子之交淡如水”，這就是我們的交往，但在我們見面時，卻有談不完的話可說。八十年代有—年她在北京大學做客座教授，住在大學的勺園招待所，我去看了她幾次，那可說我們見面最多的一年了。我們見面時的歡欣，又非幾句話可說得清楚，我一向看待她為一位小妹妹，她見面時則稱我為兄。我想有一點使我們有“緣分”的話，那是她的大姊，沒有她作為我們感情上的媒介，大概不可能使我們如此親密，又疏淡得出人意外。

  她來北京時，總是來去匆匆，但一定找我去吃一頓飯，圖得幾小時的暢談，我當然也珍視這一會面的時刻。我們真是無話不談：從她的先生、孩子一直談到她的雜志，她的旅行，美英和華人文學。她是溫柔而又機智的，每每一句話啟發我對某個外國作家和美國文壇的看法。有時不謀而合，當然談得投機，即使所見不合，她也是微笑地坐在那兒，靜聽我的滔滔不絕，這就是她的溫柔處。她的機智則在她對有些看不慣的人與事，能用一兩句俏皮話，予以打發掉。和她談話是一種文化享受，有時令我茅塞頓開，這也是一種“緣分”吧！

  今年舊歷年尾，我突然接到她的電話，我以為是她從美國打來的，她說她正坐在建國飯店的客房里我們約定在那里吃午飯，然后送她到張潔家里去。她所以要先住旅館，便是要首先會見她在京的親友，以免攪擾張潔的寧靜生活，她總是什么事都為他人著想的。我們見面很高興，一到餐廳里坐下來，就不知哪里來了一長串說不完的話，一頓飯吃了三個鐘點。我問她年翠的近況，她說年翠的兒女大都在美國，住在佛羅里達，她們也不常見面，只是通通電話。

  我也知道人生的遇合，有許多偶然性，那半個多世紀前的悵惘，似乎還是昨日之事，可是經過一個做夢也不能想到的機會，竟然使我又接上了在空中飄浮的游絲，認識年玲，這不是“緣分”又能用什么來解釋呢？

  １９９３年１月２６日聽風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