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人類社會中，大抵沒有比酒具有更為悠久的歷史文化韻味的飲料了。公元前6400年，人類就已經知道釀制和飲用啤酒和漿果酒了。而用蜂蜜釀制的蜂蜜酒，更可以追溯到舊石器時代(大約公元前8000年)。顯然，飲酒不但成為人類社會一項最普遍、最悠久的日常生活活動之一，而且成為文化的一個重要元素。在某種意義上，沒有酒，也就沒有人類完整的文明。這不但因為酒構成了物質文明的一部分，而且因為酒是許多文化和社會生活的中介物、“粘合劑”或“催化劑”。

人類對待酒的態度，猶如對待火的態度一樣。如果說，火既意味著溫暖、溫馨、熱烈和奔放，又代表著破壞、毀滅和威脅，那么，同樣，酒既給人類帶來激情、歡樂、欣喜和幸福，也造成許多人間不幸、悲劇、錯誤和丑態。一句話，不論是火，還是酒，給人的感覺，都是羨恨交織的。而這種羨恨交織，恰恰是文明的一個特征。可以說，酒反映了人類文明矛盾的一面。為什么這么說呢？

弗洛伊德認為，人類的文明史，就是一部羨恨交織的矛盾史，一部理智與情感、本能糾纏搏斗的歷史。作為高級動物，人與生俱來就有一種追求快樂的激情與沖動，它構成人們行動的動力。可是，這種動力在不加約束的情況下，往往導致自我毀滅的后果。而人類不同于動物的地方，正是在于人類發展了自我約束的能力。行使這種自我約束的力量，便是理智、理性或自我。但是，理智給了人類秩序，這種秩序卻是以人的情感和沖動的抑制為代價的，因而是令人羨恨交織的。

然而，文明的歷史，不但是理智和理性(及其社會機制)征服非理性(本能、沖動和情感)的歷史，而且也是人類為非理性因素尋找安全的宣泄和釋放“出口”的歷史(埃利亞斯)。而酒飲料，恰恰是人類所創造出來的、用來進行情感能量的轉移和宣泄的“合法”途徑。在制度安排許可的范圍內，通過飲酒作樂的宣泄作用，人們將非理性因素(本能、沖動和情感)轉移和宣泄到某個社會所“批準”的安全的范圍(如狂歡節)，從而使其不至于干擾主流社會的主流秩序。可見，酒具有明顯的社會功能。

那么，酒在社會生活中是如何發揮其社會功能的呢？

我們知道，理性與非理性，始終是人類文明所面臨的基本矛盾之一。文明的勝利，并不僅僅是理性因素征服、戰勝和抑制非理性因素，而且是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在空間和時間上的分化，二者各自占據自己的地盤，從而避免相互干擾，各司其職，相安無事。例如，在工作的時間內，理性占據了中心地位，非理性因素則被勞動紀律等理性因素所約束。而在休閑時間內，許多非理性因素不但不被抑制，相反還常常占據了主導的角色(如情感發泄)。就個人來說，長時間連續不斷地受制于理性的嚴格約束和管制，有可能導致精神的崩潰，因為人是有七情六欲的動物。因此，理性力量總要有“暫停”的時候，非理性因素(本能、情感和沖動)也總要在一定的時間得到合理的發泄和滿足。而酒正是在理性力量的“暫停”階段介入生活的。

具體來說，酒在社會生活中至少扮演著兩種社會功能：“喚起”和“解脫”。

首先是“喚起”作用。我們每個人都有兩種角色：“常態”和“偏態”。在“常態”角色(如職業和工作)，人們受理性因素支配，并嚴格地約束自己的非理性的情感、惰性或沖動。但是，“常態”角色的可持續運轉，往往需要“偏態”角色作為必要的補充，因為后者可以讓個人的“常態”角色(理性的自我控制)暫時放松和休整一下，并讓非理性因素得到適當的釋放和宣泄(例如狂歡作樂)。但是，在從“常態”角色進入“偏態”角色的時候，人們的理性控制習慣還在起作用，人們一時還難以真正進入“偏態”。為了促使人們進入“偏態”角色，進入興奮的狀態，人們便借助于酒的刺激和喚起作用。因此，在節慶、喜慶、派對、交際等場合，酒便成為不可缺少的“興奮喚起劑”。

除了喚起興奮，酒還具有“解脫”的功能。俗話說“借酒澆愁”，說的就是這個意思。一旦人們面臨死亡的威脅、失戀、失業、破產等打擊而導致恐懼、緊張、焦慮、孤獨等痛苦感受，便往往需要借助外物來創造某種幻覺，“麻痹”自己的神經，強迫自己暫時忘卻這些痛苦。而飲酒則恰恰具有“制幻”和“麻痹”的作用。可以說，酒是人類發明的、社會所接受的、用來緩解人生痛苦和焦慮的“幻覺劑”和“麻痹劑”。但是，這種解脫功能卻常常被濫用，并導致酗酒等負面后果。

（王 寧 ）